《疯癫文明史》:看起来正常的人生,也许与疯癫的距离并不遥远

公视的《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台湾近年⋯⋯哦不⋯⋯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电视剧,没有之一。剧中碰触到许多过去电视剧完全不敢提及的话题,其中包括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和权益。

在很多社会,精神病院的名称或所在之地,常被用作羞辱人的代名词。我小时候家里住址的路名和我们那个城市精神病院所在小镇的名字一样,就在学校饱受同学嘲笑,三不五时就说我来自那里,一定是有病等等。这铁定不只是我个人的困扰而已。

在一些零星的暴戾社会事件爆发后,就有不少民众害怕精神病患,可是却没想到许许多多杀人越货、家庭暴力、舔敌卖国的坏人,看起来都不像是精神病患,也因为如此,更是难以防範。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他们看起来好正常,只是神明三不五时会託梦,或者想发大财想疯了而已。

《我们与恶的距离》深刻地体现出照顾精神病患的家属有多辛苦,但是精神病并非不治之症。事实上,我就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患有轻微的思觉失调症,他有杰出的工作表现,婚姻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令很多自认正常的人自叹不如,听说教会牧师还认证那就算是神蹟。

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杰出优异的精神病患,以及庸庸碌碌的平常人,究竟哪个才算正常?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什幺才算疯狂?疯癫会不会只是我们对异于常人精神状况的汙名化?现在被认作是疯子的人,过去会不会就是所谓的先知?或者过去认定有惊世骇俗之举的疯子,现在却被当作是普通人,甚至是旷世奇才?在社会文化的框架下,人们对疯癫的认知是否也有所不同?

在历史上,疯癫的定义有否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呢?这本大部头的《疯癫文明史:从疯人院到精神医学,一部2000年人类精神生活全史》(Madness in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 from the Bible to Freud, 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就从圣经时代一路讨论到现代医学,谱出横跨两千年精神疾病史,除了欧美社会,作者史考尔(Andrew Scull)是精神病学史学家,他也考量了不同文化圈对疯癫的认知,例如古代中国、波斯和印度。

古今中外,对疯癫都有不同理论和治疗方式。对于生理疾病,我们很肯定现在绝对有比过去更多、更佳的治疗方式,也因为对生理疾病的认识更良好,过去百年间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的预期寿命,也显然改善了病人的生活品质。然而,对于精神疾病,我们能够如此打包票了吗?

《疯癫文明史》其实是本学术着作,所以才会这幺大部头,可是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吃力,因为史考尔很清楚地交待事物发展的脉络。《疯癫文明史》引用了许多画作、档案、文学等等史料,附有大量彩图,显现出疯癫的文化和社会意涵,让我们见识到正常/异常的边界如何变化游移。

疯癫从人类早期文明以降,就出现在群居的社会中。早在古希腊就有所记载,当时的哲人用体液说解释疯癫的成因和治疗,也就是把疯癫的成因归咎于生理变化;在圣经时代则视作神的惩罚,也就是把疯癫的成因外部化;中世纪欧洲则把疯癫视作人类堕落的结果,过去教会也常用驱魔仪式来治疗被视作疯子的人。

大名鼎鼎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使用精神分析探索精神病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认为这些创伤导致精神疾病。他首先认为大多数心理问题都是由潜在的性创伤引起的,例如抑制性虐待或童年乱伦骚扰的记忆,会表现出像歇斯底里这样的症状。他认为治疗精神疾病的最佳方法是解决过去的创伤。不纵使佛洛依德的理论很有名,但是他在精神医学上的影响力其实是短暂且地区性的。

《疯癫文明史》指出,从十九世纪开始,愈来愈多生理疾病的病因开始浮现,医学界对医治生理疾病愈来愈有信心,生理疾病的诊断标準愈来愈明确,对生理疾病的医治方法也愈来愈科学,而非过去的乱石打鸟。精神科确立为医学的专科之一,医师开始利用药物和手术等治疗生理疾病的方式来医治精神疾病。

启蒙时代后,被视作疯子的人,开始被国家权力机关关在专属的医疗机构。在医学史上,对精神病患,也施于过各种如电击、开颅、切脑等现代看来极不人道的疗法。国家权力机关甚至一度把精神疾病视作像是梅毒般的传染病或是能够传至下一代的遗传病,疯狂地试图消灭精神疾病。纳粹份子则把精神病患者送进毒气室。

《疯癫文明史》大力批评医学界疯狂地把疯癫简化成生理疾病的作法,指出我们迄今仍未充分理解精神疾病的成因。只要精神疾病被视作生理疾病,那幺医师就只要开药就能应付;《疯癫文明史》认为大众的认知以及人际关係等社会脉络,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及治疗也非常重要,并且主张,疯癫不仅仅是大脑出了问题而已,精神疾病和社会文化有丰富的互动,不能单单用药物或手术来解决,心理学的方法也不可被忽视。

有趣的是,《疯癫文明史》几乎没有提到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经典着作《古典时代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这实在有点耐人寻味。后者探讨在欧洲的启蒙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以及「理性与疯狂」如何在历史的条件中成形与出现,讨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精神病学与心理学作为一种科学,是如何形成与开展的;二,在旧王室崩溃的过程中,精神病院在十八世纪末的出现,具有何种意义?或许史考尔并不太认同傅柯的后现代观点?

现在大部分精神科医师都依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作为判断的基準,这也是大多数医疗保险业依据的给付标準。但是DSM的权威性不是没被质疑过,现在通行的第五版,对各种精神疾病的分类愈来愈细,也被批评有「製造」精神疾病之嫌。

好书《自闭群像:我们如何从治疗异数,走到接纳多元》(NeuroTribes: 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就提到第四版DSM对自闭症的诊断标準放宽,加上某处将「及」错植为「或」等诸多因素,经诊断有自闭症的人骤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自闭症真的流行起来,做出各种揣测,包括以为是疫苗的错,而鼓吹让家长拒绝为小孩打疫苗,间接导致了欧美一度绝迹的危险麻疹疫情现在持续扩大。

或许,我们与疯癫的距离,并没有想像中的遥远,依据DSM的标準,搞不好我们也没多少人是完全的正常。或者说,那样看起来好正常的人生,是否就比心灵受过苦的人精彩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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