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探求的,是大时代、大叙事情境下,『人』的自由如何被释放。

我所探求的,是大时代、大叙事情境下,『人』的自由如何被释放。

 
真正的□□是不会轻易被一个字词决定的
 
吴晟曾指出瓦历斯.诺干的离返有如「返航鲑鱼」,看似命定的离与返,除却必然更需要一些契机,幸得这场离/返,带我们看见「泰雅」如何 (被)流转。

出走的首要冲击在于体悟差异,即便差异早于认知之前,可只有在被感知以后,差异才得以确知。斯里兰卡有句俗谚,他们说「鱼不会聊水」,知与被知总得突破同温层,据此指认、转变视角,重新省视生活中的理所当然。瓦历斯的离返值得被关切者理当是过程,无论附着于其上的是什幺,它亦成就并涵融一次次未竟的回看。

瓦历斯.诺干既是也不是泰雅特有种,别忘了,他先是吴俊杰、柳翱、最后才成为瓦历斯。在离与返之间,他觉察自己终究是一个泰雅,也终于化身部落知识分子。他投笔以凸刺威权,让少数得以发声。他以文证史,构筑并重现百分之二族群的世界观。如果你也读夏曼.蓝波安,他会告诉你,那其实就是「原初的知识分子」。

这些原初的知识分子生长于部落,见证山与海的面容,他们出走,拥抱都市与知识,他们回返,有自觉的纪录族群行止。瓦历斯.诺干关切的议题出落在《番刀出鞘》、《想念族人》、《永远的部落》、《戴墨镜的飞鼠》,以及其所主编的杂誌《猎人文化》里,长此下来,他对历史及真相也已了然于心。

作品中所充盈的历史感,同时也是他作为原初的知识分子之焦虑与使命,初投入原运时,有感于耆老与部落文化的凋零,种种急迫压得他喘不过气,文字因此成为武器,落笔有力而刀刀入骨,嘲讽,批判,还有黑色幽默。

多年以后,他的笔缓了下来。

他在〈观台湾神社〉一文藉未曾谋面的祖父说出:「他早就认出我来,认为我是个拼凑历史的狂热分子,如果找到对的线索,不妨钻进更深更远的故纸堆,但是,祖父警告我,文字记录可以造假,甚至是以假乱真」,职是如此,最重要的想来只有「相信故事」一途。

对瓦历斯.诺干而言,真相都是经过双眼折射入脑中的接受物,观看的角度、态度和方法,映射种种不为人知的发现。《影想》的形成也是如此,瓦历斯.诺干以影像入文,看似图文对话,此中深意却不是先有鸡(图)还先有蛋这幺简单,它们是瓦历斯作为猎人所捕捉的吉光片羽,是一张张无法贴合历史的图像。

以日本时代照片为主要对话对象,其所欲对话的对象不只是权威、体制,还有现在正夯的「小」时代/「私」世代。并非是绝对地扬弃自我挖掘之必要,而是期待历史与文学所迴荡的时代共感。

「我所探求的,是大时代、大叙事情境下,『人』的自由如何被释放。」六月微雨的午后,瓦历斯诺干在特有种商店这样对我们说。

掠夺历史的最终命题,抑或是掇拾历史的碎片。

访谈开始前,瓦历斯.诺干眼角余光扫过书柜,起身并抽起《仁爱乡誌》翻读了起来。仁爱乡是赛德克族的聚落,对泰雅叙事稍有关心的人,不难推想此地与日本帝国、雾社事件、泰雅和赛德克的关係。倘若我们以瓦历斯.诺干的生命轴来看泰雅叙事,当是近30年的事情,然而,泰雅的足迹岂止如此?

《影想》一书中,瓦历斯.诺干就以老照片的展演为读者揭露帝国的观看方式,在那个台湾岛上「住民」、「草木」乃至「无生命物」被一一收编的时代,图像、影片记录了帝国对台之认识,如今在倖存者看来,被召唤的实是一种伤痛。

近两年,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发行的《理蕃之友》翻译出版,怀有治史野望的瓦历斯.诺干怎幺可能错过。这些「蕃人之友」是教员,是巡查,是执事/执法者,是近身观察、督导并教育原住民的第一人。瓦历斯.诺干却无奈道出:「我真庆幸我的祖父未曾接收到这种教育。」

书中「番童教育所」、「平地种凤梨」、「爱国少女莎韵」、「矢多一生/高一生」,乃至「征人与家属」等议题,无一不与《理蕃之友》对话,凡此殖民政策落在原住民族身上,瓦历斯往往以问号作结。瓦历斯.诺干一再回探,意在呈显倖存者如何看,据此判读从属者如何被看。文字中的陈述,「他们的心情就像右图一帧泰雅族家屋的照片,眼神漠然、毫无欣喜之情」。在瓦历斯看来,现今所提及的日本时代,总习惯性地主张物质层面的优势,那群「被教育者」、「从属者」的声音却不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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