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简史》:针对疯人与穷人的「大监禁」

作者:罗伊.波特

疗养院兴起前

把疯人监禁在专为他们设计的机构这样的理论与实作开始得较迟。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疯人未曾接受任何规範与控制。希腊与罗马的法律都立法防止他们毁坏生命、身体与财产,而且把照护的责任託付给监护人。柏拉图在《法篇》中就写道:「一个人如果疯了,不能不予以管制,而让他在城市里自由地生活,他的家人必须尽其可能地照顾他。」

在那个时代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疯人的照护基本上是家庭的责任;日本一直到二十世纪都仍是如此。疯得比较严重的人,必须被监置在家里,危险性低一点的,则是可以比较自由地四处游蕩。但即便如此,由于担心他们身上的恶灵可能跑出来附身在其他人身上,疯人一般会引起大家的恐惧,并受到排斥。

同样地,在中古时期欧洲,家人必须为家中疯人的行为负起责任,就像家长为小孩的行为负责一般;疯人与「村里的白癡」接受家庭的照护,这些照护有时妥当,有时则嫌不足甚至残忍。有些疯人被藏在地窖或猪舍,有些受到僕役的监管;有些则是被赶出家门,在道路游蕩,乞食维生。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家中出了个疯子是很大的耻辱,因为它意味着恶魔附身或是不良的血统。

中世纪晚期开始出现把疯人聚在一起照护的机构,其经常是以宗教慈善之名设立。有时疯人也会被囚禁在大众捐助维持的高塔或地牢中。十四世纪晚期,一二四七年于伦敦设立的伯利恆圣玛莉救济院开始照护疯人(伯利恆Bethlehem,后来一直被称为Bethlem或是Bedlam,引申为疯人院的代名词)。在此之前,法兰德斯祀奉圣迪芙娜圣龛的赫尔村,已是一个以治疗错乱者闻名的地方。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宗教捐献设立的疗养院也已在瓦伦西亚、萨拉哥萨、塞维亚、瓦拉多利德、托雷多与巴塞隆纳等地运作(这或许是以西班牙的伊斯兰医院为範本)。

后来,宗教情操仍促成了许多疗养机构的设立,十八世纪在利物浦、曼彻斯特、新堡与约克等地成立的疗养院即是如此。在天主教国家中,通常是由义务的神职人员充任机构内监护病患的工作;许多国家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是由神职人员负责疯人的监护与照顾工作。由于教派的差异,照护疯人的方法也大相逕庭,且彼此竞争,就好像相互竞争的教育系统一样:即使在「现代」荷兰,一直到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都还分别设立了喀尔文教派与天主教的疗养院。

《疯狂简史》:针对疯人与穷人的「大监禁」
这幅十九世纪版画,呈现朝圣者在赫尔村祀奉圣迪芙娜的小礼拜堂内恭领圣餐的情形。从中世纪起,赫尔村圣坛就以治疗疯人与智能缺陷者闻名。十九世纪仿哈夫(I. Haghe)之作。
大监禁?

国家与国家政策也在疯人的监护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一九六○年代,傅柯提出他着名的论证,认为以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为典型的专制政治兴起,在全欧洲掀起的一波针对疯人与穷人的「大监禁」,是一场「盲目压抑」的运动。那些在法律与社会秩序下会导致反感的分子,那些被认为「不理性」的游手好闲之徒,全面遭到监禁隔离。这些被视为不理性者包括了穷人、犯了轻罪的罪犯、好吃懒做的人、流浪汉,尤其是乞丐;但在象徵意义上最重要的对象还是疯人与白癡。到了一六六○年代,光是巴黎的收容总署(Hôpital Général)就监置了六千多名这类不良分子,法国各省也很快地纷纷设立类似的收容所。傅柯还指出,各国都设立了类似机构处置这些麻烦製造者,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作为一种管理治安的手段,一种国家监管的举动,例如德国城市的拘留所(Zuchthäuser)、英国的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与感化院(bridewell)。

傅柯认为,「大监禁」不只是空间上的隔离,它也代表对于疯狂的贬抑。在此之前,疯人,无论是神圣的愚人、女巫或是被附身的人,他们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与魅力;而傻瓜与笨人享有言谈的自由,可以尽情嘲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然而,当疯人被关入了机构,疯狂就被剥夺这些特质,成为一种负面、失去人性的形象。傅柯总结说,难怪人们觉得疯人院中的疯人就像是关在兽栏中的野兽,也以对待野兽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既然没有理性,没有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那幺他们与野兽又有什幺不同呢?

虽然傅柯的诠释具有若干可信度,但仍太过简化与空泛。除了法国,我们并没有在十七世纪其他国家看到监禁疯人机构突然增多的情形。无疑,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不同国家与行政区有不同的做法。专制时代的法国,确实採用中央集权方式处置这些「不理性」的人。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开始,民政单位必须负责提供照护贫困疯人的机构(后来在拿破仑法典中,则是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家属只要从皇家官员手中得到国王密令,就可以合法监禁发疯的家人,剥夺他一切法定的权利。

相对地,在一八五○年之前,俄罗斯境内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设立的疯人收容所,多半将需要监禁的疯人收容在修道院。幅员辽阔的欧洲农村只有少数疯人被送进精神医疗机构。十九世纪末,葡萄牙全境只有两间疗养院就已足敷所需,住院人数不过六百人左右。

即使在先进的英国,官方主导的疯人隔离措施也出现得颇迟,未有如傅柯所述「大监禁」的历史。直到一八○八年,国会法案才通过以政府资金补助疗养院的设立与运作,一八四五年才要求各郡必须设立疗养院,此举甚至招致许多异议,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或有侵犯自由的可能。(而在当时,威尔斯全境没有任何一间疗养院。)一八○○年,在一个总人口将近一千万的国家中,只有不到五千人被监禁在专门收治疯人的疗养院——虽然在贫民习艺所、感化院与监狱中可能也有相近数量的疯人。看来,当时的国会与资产阶级并不认为「不理性」是一个可怕的威胁。

在欧洲城市与北美,疗养院的兴起与其说是国家的作为,不如说是商业与专业社会的副产品。财富的积累鼓励富人以金钱购买文化、教育与医疗等,之前在家便可得到的服务。私立疯人院的业主试图劝服大众,让他们相信隔离监置有助于疯狂的治疗。一八○○年,英国被监禁的疯人多半住在私人疗养院中,这些疗养院依市场经济原则运作以求取利润,在当时还被明白指称为「疯狂交易」(trade in lunacy)。直到一八五○年,仍有超过半数被监置的疯人收治在私人机构中。

这些私人疗养院早期的历史并不透明,因为它们非常注重隐私的维护:疯人的家属一般不愿其为人所知。英格兰政府直到一七七四年才开始要求这些疗养院必须申请核准,然而类似的疗养机构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当特劳瑟在一六五○年代发疯时,他的朋友把他送到格拉斯顿伯里一位专门收治疯人的医生那儿(见本书第二章)。王政复辟后,报纸上开始可以见到这类「私人宿所」(private houses)的广告。到了一八○○年,已有将近五十间立案核准的私立疯人院。

早期疗养院大小形式不一,有些提供良好的照护,有些情况十分恶劣。一八○○年以前,没有任何国家立法要求医生的介入,而且由医生管理的疗养院也未必就有较好的品质。相应于乔治一世到四世的统治,伯利恆医院的「蒙洛王朝」(由詹姆斯.蒙洛医生交给其子约翰,约翰交给其子汤玛斯,汤玛斯再交给儿子爱德华),并未能让这间机构免于守旧与腐败——事实上,正好相反。某些勇于突破的机构是由外行人所领导的,其中最着名的当属约克避静院,对于医疗专业要求独占精神医疗的主张而言,其所享有的盛名犹如芒刺在背。然而,从一八二○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法案,首先要求公立疗养院必须有医生执行业务,之后并扩及到私人疗养院。

某些早期的疯人院规模极大,在伦敦郊区到市区东北部,几间主要设立来收容穷人与陆海军伤兵的疗养院,收治人数都可达一、两百人。某些疗养院规模很小,例如柯顿医生在圣奥尔本斯设立的疗养院「Collegium Insanorum」,最多收治六个病人。这间疗养院拥有舒适的环境,每个礼拜收费高达五基尼(英国旧金币)——这是一个僕人一年的薪水,显然其所收治的是社经地位较高的疯人。一七九二年在萨塞克斯郡设立的泰斯赫斯特疗养院,也是为有钱人提供豪华的精神医疗:病人可以带自己的僕役,少数几个特别病患住在一楼的单人病室,男性病患还可以参加狩猎。

《疯狂简史》:针对疯人与穷人的「大监禁」
疗养院中,看护正在约束一个半裸的病人,他的手腕已被铁链绑住,身边围着其他疯人。这幅版画显然呼应霍加斯的《浪子生涯》,可看出当时流行描绘疯人院内的场景。此图为鲍尔斯(T. Bowles)一七三五年的版画。

傅柯主张,大监禁基本上是信奉中产阶级工作伦理者,隔离监禁疯狂穷人的作为。多尔纳在他那本《疯人与中产阶级:疯狂与精神医学的社会史》(一九八一),也持同样的看法。但在早期疗养院中,很少看到有计画的劳动,事实上,还有人批评那里是懒人的巢穴。有事业心的疗养院经营者自然会找寻上流社会的有钱客户,这些人通常不被认为有亲自劳动的必要。

因此,若是我们只从功能性与谋略的角度,轻率认定机构性精神医学的兴起是成长中的工业社会为了使自身运作更为平顺,而採用的一种新猎巫或社会控制策略,是一种太过简化的看法。与其把疗养院的解决方式视为一种中央政策,不如把它看做是在一个服务业正兴起的混合消费经济体系中,各方之间就需求、权利与责任相互协商的场所。一般说来,一个病患的监禁(以及随后的释放)并不是官方命令的问题,而是家人、社区、地方官员、司法人员,以及医疗者之间相互协议的複杂产物。监禁疯人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家属利用疗养院的机率并不比国家低;法律可以满足多方的利益。我们可在关于二十世纪非洲与拉丁美洲疗养院的研究中,看到促成精神医疗机构设立的複杂利益妥协,而这种情形与乔治时期以及维多利亚早期的英格兰十分类似。

疗养院之间的品质也有很大的差异。改革者揭露许多疗养院丑恶的内幕,其中充斥着腐败与残酷,以及披着治疗外衣的鞭打与镣铐;此外,如本书第七章所述,某种病患抗议文学也控诉着这些暴行。然而,仍有一些疗养院给予病患极大的支持。诗人古柏在几次自杀不成后精神完全失常,而在柯顿医生位于圣奥尔本斯的疗养院住了十八个月之久。在他的自传中对于这间疗养院没有任何怨言,反而竭诚讚美医生对他的照顾,以及对于他「权益的尊重与维护」。古柏甚至在离开时带走一位工作人员,充当其私人僕役。一八一五年,一份呈下议院疯人院委员会厚达数百页的报告中给予某些疗养院极大的讚赏,但也同时揭露出其他疗养院残酷贪婪的丑恶面貌。

相关书摘 ►《疯狂简史》:我们能相信「疯子」说的话吗?

书籍介绍

《疯狂简史(新版):谁定义了疯狂?》,左岸文化出版
.透过以上连结购书,《关键评论网》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

作者:罗伊.波特
译者:巫毓荃

作者波特为着名的医学社会史学者,他最着名的,是鼓吹使病患自己发言,从病患的观点出发。因此,在《疯狂简史》中,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疯狂者,理解其话语中的隐义,以及这些疯狂者如何去面对、诉说、处理他们的处境、冲动、激情与记忆。波特试图呈现出这些被社会所驱逐的人如何与拥有社会权力的人抗衡;疯狂者的妄想、精神医学的神话,以及社会的意识型态,如何织就一个有意义的网络。

本书从只有若干考古学遗迹、以神魔力量解释疯狂的起源开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性化医学理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疯狂的礼讚,十七、十八世纪对于疯人的监禁,精神医学的兴起,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有关疯狂的理论,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最后来到现代精神医学的治疗模式。

波特浓缩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得,除了表达出其个人对疯狂相关课题的兴趣,也不着痕迹地回顾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点出疯狂史未来的研究导向。波特让我们明白,疯狂者的话语与行为并非仅由医学论述与社会价值所决定,他们的言行也影响了他们身边的人。

或更正确地说,即使是疯狂,他们的疯狂也是时代的产物。

《疯狂简史》:针对疯人与穷人的「大监禁」

上一篇: 下一篇: